说书分为文讲与武讲，文讲讲的是《西厢记》、《聊斋志异》、《红楼梦》等才子佳人的故事。武讲基本上是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七侠五义》等的侠义故事，优秀的“讲古仙”在文讲时，说到动情处，哀婉动听，令人肝肠寸断。武讲时，提到书中江湖豪杰，快意恩仇，力拔山兮气盖世，令听者豪气冲天。
说书艺人各在自己的场地开讲，互不干扰。“讲古”讲得好，“讲古仙”渐渐拥有一群听众，有了自己固定的“听迷”，在岛内也就成了“名人”。清末民初，在厦门说书场较有名气的有私塾先生黄贻模、霞溪仔潘举人的长子潘大舍、塾师陈子仪的儿子陈江河（人们称之为“讲古陈”）、旧家子弟林崑玉。此外，还有黄进全、丁奋、陈赐、潘全声、张挞、裕仔、施翠仔、苏全、白天送、苏铭盘、李剑雄、陈文河、黄四维等。抗战前，林金生、郭奇山、陈吉、吴福、邱安等是厦门“讲古场”著名的“讲古仙”。当时，“讲古”流行之时，还有个日籍台湾浪人头子林滚，常常请“讲古仙”李剑雄到其开设的“福星旅社”说书，不仅报酬颇丰，还请他抽鸦片及招待午、晚餐，李剑雄为此沾沾自喜，曾屡次对人夸口。抗战初期，有个苏全仙，讲技好，口若悬河，惟妙惟肖，常令听众喝彩。沦陷期间，较常出现的“讲古仙”有刘天赐和许少芬等。解放前后，吴杰夫、陈全福、柯清云、叶基（叶式祺）、范英奇、庄芬生、卢家渺、吴旺、吴善德、曾梅舫、林雪绥等则是深受欢迎的民间“讲古仙”。
厦门讲古场的这些“讲古仙”们，风格各异，各具韵味。吴善德声音清亮，夹叙夹议，亦庄亦谐，讲到罕见的事物或典故，还简练地说明由来，听众听他讲故事，还增加不少博物知识和典故来源；叶基则手执书卷，端坐高椅，说书严谨正规。范英奇擅说武侠，叙述风格快如走马，如行云流水。卢家渺说书时则不靠大动作，善于面部作色，以声音腔调传神。而庄云生说书时动作幅度大，绘声绘色，在杏林的广场开讲时，他还站着讲，面向四座，一改传统的高坐一端面向三面讲的习惯。总之，不同时期的这些“讲古仙”各有千秋，都以其特有的技艺吸引着听众。
解放前的年月，上不了学、看不懂书本的人，从说书场听到历史，懂得古往今来。但在当时，职业的说书人生活不安定，生活往往只能勉强度日。例如抗战前，说书艺人的收入每日平均每人只得五六角或一元余。为此他们常常想尽办法吸引听众，当时在兜仔尾的说书人林金生，开讲以报纸新闻或国内外电讯为材料，听众大多为商人或普通阶层，遇上国际发生事件，场上拥挤，往往无立椎之地，当年他的收入较多。
而一般的说书艺人，往往将长篇故事分多次讲完，听众听到精彩之处，说书先生一句“且听下回分解”，便嘎然而止。听众只好再次光临。曾有两位说书先生：吴旺和陈金福，讲一部“封神演义”或“七侠五义”，从开讲到结束要连续一个多月，听众还是接踵而来。
“讲古仙”们的职业生涯并不平静。1948年9月20日的《江声报》曾报道一则新闻：讲古师讲说新闻竟遭威胁。事件是这样的：在鼓浪屿菜市场“讲古”的郭兆学，平素兼讲新闻，取材于《江声报》及《厦门大报》，因他善于形容，引起听众兴趣，有听众邀请他到开元路老宜茶店开讲新闻，他在开元路连续讲了10多天，讲的不过是“沪金钞黑市活跃，大批奸商又落网，蒋经国入京谒总统报告”之类的新闻，但却遭遇到一个叫作华仔的流氓，带着左轮枪到他的说书场上，诬他造谣，不许他说报纸新闻，并持枪恐吓他说要当心。
时间流转到了解放初期，郭兆学讲述新闻，说的已是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怎样热爱人民及资助人民解决困难了。
现在，在金榜公园，每个星期五下午三点，开讲的“讲古仙”是范寿春先生，说者为老者，听者也大多为老者。
至于在60年代后及当代这个岁月之间，我们几乎找不到反映厦门讲古的资料。“讲古场”及“讲古仙”们在这个时间的隧道里消失，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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