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讲古仙”们所讲的故事内容,一般以长篇章回小说的书本作为依据,同时为配合听众喜好,也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。早期的“讲古书”,以劝善为主,内容是《今古奇观》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拍案惊奇》中的故事。民初,厦门岛内流行《红楼梦》。抗战前夕,风行《三国志》、《封神榜》、《列国传》等侠义故事;唐宋明等朝历史也深受欢迎。而短篇的爱情小说及剑侠等小篇幅的故事,则不作为主讲。解放前说书艺人为迎合一些低文化的听众,甚至也讲一些黄色小说及迷信的古书等,1937年5月《江声报》载,市政府曾下令取缔不良说书人,严禁淫书及迷信古书宣讲,“各说书人要讲古书,均须先将书名呈请党政核准,始得演讲。否则将予勒令停业。”
解放前,说书者在讲述长篇小说时,往往为增加收入缩短篇幅,扩大场面。《封神榜》在岛内流行之时,“讲古仙”讲到姜子牙登台封神,说书中有315种神怪出现,说到惟妙之处,说书者以送牲礼敬神为由,要求听众捐款,听者皆倾囊而出。当时说者精彩绝伦,鲜艳刺激;听者一片喝彩,欲罢不能。台上台下欢呼声动。
解放初期,《七侠五义》、《小五义》、《济公传》、《彭公案》、《施公案》等侠义小说仍然是老一代“讲古仙”们喜欢的说书书本。而解放后在市人民文化馆开设的新说书场,从工人中培养了新一代的说书者,他们不再侧重“讲古”,更多的在于“述今”,讲述的是革命斗争故事。即使是说旧书的“讲古仙”们,也顺应形势的发展,如1950年吴杰夫在大王说书场讲《王贵与李香香》,叶基在溪岸第二市场讲《淮海大战》,柯清云在思明北路讲述《二万五千里长征》,而说新书的工人杨汉民则在文化馆开讲《吕梁英雄传》,据报道都受到人民群众欢迎。
50年代,去旧迎新的活动在全市开展得轰轰烈烈,当然也包括说书。我们可以在那些年代的报纸上看到各种报道:杨汉民讲新书;妇联举办说书大会;一批说书员下厂说书;说书艺人参与宣传活动;说书艺人传授说书艺术;防空会召说书人宣讲防空;举办说书观摩比赛……
到大跃进时期,《七侠五义》等旧小说受到批判,说书反映广大农村、工厂跃进的小说,具有强烈教育意义的新小说,如《铁道游击队》、《平原烈火》、《苦菜花》、《红旗谱》、《保卫延安》、《小城春秋》等。至此,说书真正成为为当前政治服务的工具。